余潜士（1784—1851年），晚清著名理学家、教育家，被尊为“闽道学之宗”。他一生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准则，不仅在学术与教育领域成就斐然，更以“乐善好施”的家国情怀，为后世树立了道德典范。余潜士的善行并非偶然，而是根植于其理学思想、家族传统与社会责任感之中。他的精神跨越时空，至今仍为福建乃至中华文化的精神财富。

一、理学根基：天人和谐的慈善理念

余潜士认为，“人生天地之间，与万物本属一气。天地以生物为心，故人必有恻怛慈爱之意，乃为不失其本心。”所以他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天人相感之际，不易之理也。”“顾福非幸徼，惟善可自求”。做善事的人，心接近天性，想问题办事情能顺着天意，不违背自然规律，故成功率比较高。他常用这个朴素道理动员说服他人多做善事。

他早年家境贫寒，母亲黄氏“粗衣陋食”却常接济邻里，这一家风深刻影响了他。成年后，余潜士虽以教书为业，收入微薄，却坚持资助贫寒学子，允许“以蔬菜抵学费”，甚至减免费用，只为“使贫者得学，富者知义”。他将“利人济物”视为读书人的本分，认为“居官之本在仁心”，主张“德政”需以民为本。

二、教育实践：以德化人的公益行动

余潜士执教三十余年，始终将慈善融入教育。他打破科举桎梏，倡导“实用之学”，增设天文、地理、珠算等课程，避免学子沦为“识字废人”。他深知教育是阻断贫困的根本，故在鳌峰书院任教期间，将朱熹的《小学》定为必修，强调“德行为本，文艺为末”，并订立“八勉八戒”规约，要求师生共守。

其教育慈善更体现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他主动调解乡邻纠纷，平息诉讼，并亲自撰写《乡规乡禁》，引导民众自律。面对永泰与邻县的山界争端，他以理服人，公正裁决，使两县百姓“心悦诚服”。这种以德化民的方式，不仅化解矛盾，更推动了地方社会的和谐。

三、家族传承：善行绵延的家风典范

余潜士的慈善精神通过家族代代相传。他临终前嘱托儿媳张瑞贞整理遗作、主持家政，而张瑞贞不负所托，成为家族善行的践行者。1854年永泰大饥荒时，她率子侄“设粥厂施赈四十余天”，获官府颁“积善人家”匾额；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87岁的她捐出私房钱及家族积蓄五百两白银，并称“官巷余宅可鬻之以解国难”。这种“修身济世”的家风，正是余潜士“耕读传家”祖训的延续。

余氏家族善行的影响甚至跨越海峡。如今，海峡两岸余氏后裔积极筹资修缮余潜士故居、墓园、书院与纪念馆，将其打造为永泰人文景点，成为联结两岸文化认同的纽带。

四、当代启示：从历史到现实的善行接力

余潜士的精神在当代焕发新生。2021年成立的“余潜士基金会”累计募集善款2500万元，用于支持文化项目与奖教助学。2024年余潜士诞辰240周年纪念大会上，基金会理事长余则镇表示：“传承余潜士文化，是为家乡教育添砖加瓦。”这种从个人善举到组织化公益的转变，体现了传统慈善精神的现代转化。

余潜士的“乐善好施”并非孤立的美德，而是融合了理学思想、教育实践与家族伦理的完整体系。他主张“为学立身如饭当吃，一日不可缺”，强调修身与行善的不可分割。今日，我们传承其精神，不仅需效仿其善举，更应深植“立德为民”的价值观，将慈善从物质帮扶升华为文化自觉。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