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随着“第三次分配”逐渐由一个经济学概念演进为生动鲜活的社会实践，并昂首步入国家基础性制度安排，也使与之密不可分的慈善事业引发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热烈关注与积极参与。慈善事业日益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彰显出更大的价值。

从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愈加清晰的定位，到《慈善法》修法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从民政部明确提出发挥慈善事业第三次分配作用的三大措施，到“善行浙江”助力共同富裕实践活动的方兴未艾……中国慈善，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四梁八柱日趋成型，地基建设日渐强固，建筑灵魂日臻丰满。凡此种种，尽在证明：中国慈善正处在一个起势的节点，中国慈善正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

当前，党和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高度。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慈善列为“第三次分配”，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置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进行考量。十九届五中全会从改善收入分配与财富分配格局的角度，进一步明确慈善事业的定位，将其纳入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特别是收入分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今年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将慈善事业置于社会治理大格局中进行安排。今年8月份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着重提及“三次分配”，将慈善事业突破性地列为基础性制度安排，成为未来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的重大信号。

与党中央关于慈善事业不断递进的决策部署相适应，《慈善法》修法工作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构筑起了慈善事业的法律框架与实践模本。

　　自2016年《慈善法》实施以来，不足5年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便于2020年开始了大范围、大力度的《慈善法》执法检查，为未来慈善法律政策的改革与发展奠定基础、指明方向。今年，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将《慈善法》修法列入工作计划，并在业界、学界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

　　《慈善法》是慈善事业的基本法，修法工作关系到慈善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基于这一目标，修法工作将着眼未来，着重解决影响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构建政府与慈善界有机联动的监管和服务协调机制、充分激发慈善组织内生动力、明确并加强慈善应急机制建设、规范网络慈善与社区慈善、大力发展行业枢纽型慈善组织、进一步落实激励政策措施等。

　　实践方面，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指导下，浙江省采取一系列措施，将全面打造“善行浙江”列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慈善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其中“善行浙江”所包括的一些关键要素，如实施“公益慈善先行计划”、鼓励引导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家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落实公益性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健全慈善激励机制、完善慈善褒奖制度等，在某种意义上将成为中国未来慈善的一种模板，以助推我国慈善事业获得高质量、高速度发展。

近年来，中国慈善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而行，效应显著。基础建设方面，至2020年底，全国登记的慈善组织达9480个，净资产近2000亿元。截至目前，注册志愿者已达2.09亿人。慈善组织用于扶贫济困的支出达到500亿元，强力支持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2020年抗疫期间，广大慈善组织、爱心企业与爱心人士累计捐款396.27亿元，物资10.9亿件，为全面打赢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提供了有力支持。在今年河南多地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救援中，社会各界捐款达83亿元，充分体现了慈善的实力。

　　事实证明，中国已昂首步入“善经济”时代。随着人均GDP的逐年提升，物质财富总量的极大丰富，社会价值对经济价值将起到更为显著的引领作用。在此背景下，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不再是以往的“多”与“更多”，而是未来的“好”与“更好”。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基本事实，为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也使慈善事业的内涵与外延都产生了本质意义上的提升与扩展，从最初较为单纯的扶贫济困、赈灾救急到《慈善法》所规定的六大领域，再到新时代服务国家大局、助力社会治理、参与社会分配等内容，中国当代慈善的完整形象正在逐步树立，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慈善捐赠活动是物质与精神的合体，折射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慈善文化。当中国迎来并持续进入“善经济”时代，社会文化的整体创造力、生命活力以及公共服务精神显然会得到同步提升。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的提出，为建立中国特色慈善文化体系提出了一个时代命题。一方面是向辉煌灿烂的中华传统慈善文化的回归;另一方面则是向人类慈善文化精华的学习与借鉴。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

　　传承于血脉的中华慈善精神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一支。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文明史以及数千年慈善文化史的古老国度，没有理由不在新时代慈善文化的构建中有所作为。

　　自然，慈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社会制度环境。中国当代慈善文化既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仁爱精神，也融合了西方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责任等。在这种高度融合下，中国慈善文化赖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环境将得到进一步优化，以道德为根、自愿为主的第三次分配作用将更加彰显。一方面，高收入群体与企业家会积极回馈社会，精准持续地投入慈善事业;另一方面，慈善捐赠的主体会突出呈现平民化趋势，慈善的重心将极大下沉，村镇慈善、社区慈善将获得更大发展空间，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将更加雄厚，使“人人慈善”由理念变为现实。这将是一场多赢共享的美好事业，在实施第三次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慈善不仅使困难群体等受益方产生获得感、幸福感，同样能使捐助者的成就感、价值感倍增，实现慈善所赋予的理想意义。

　　构建中国慈善文化体系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重大文化命题，即在世界慈善文化之林树起一面富于中国特色的慈善文化旗帜，使之无愧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璀璨的道德瑰宝与丰富的善行义举，更能彰显中国当代文明的气质与成就，成为人们由现在去向未来的光明之桥。

本报记者：李济慈

责任编辑：陈凤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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