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社区慈善活动就以各种形式存在，随着时代的变迁，社区慈善的形态和运作方式也不断演进。慈善在中国社区的发展历程融合了传统与现代、自发生成与组织化发展、地方实践与国家立法等元素，走出了一条中国本土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

整体上看，目前社区慈善的载体非常多元，有专门的社区基金会；有像蓄水池一样汇集社区资源的社区（慈善）基金；有社区资源流转载体，如推陈出新的慈善超市；还有社区服务载体，如社工服务站、志愿服务站和社区社会组织等。

第一类是社区基金会。社区基金会是结构性社区慈善事业最明显的形式,是最早承载社区慈善功能的慈善组织。2008年起，深圳市南山区桃源居社区基金会从社区建设、社区文化等角度关注民生的诸多实践，提供了企业推动社区建设、驱动社区慈善发展的探索案例。2016年《慈善法》实施后，上海、深圳、成都等地先后成立了一批社区基金会，积累了很多以社区基金会为载体的社区慈善实践的经验与教训。与其他形式的社区慈善载体相比，社区基金会不仅能筹集和配置社区资源，还能以主体身份更加制度化地参与社区治理；与其他基金会相比，社区基金会遵循着一般基金会登记和管理的规定，同时更注重动员本土参与、撬动社区资源、解决本土问题。截至2024年10月20日，国内以“社区”命名的基金会数量达到367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①。

第二类是社区（慈善）基金。与有较高注册门槛和具体组织形态的社区基金会相比，社区（慈善）基金更多发挥汇集社区资源的蓄水池作用，它挂靠于公募慈善组织，以专项基金的形式运作，体量较小却运转灵活，能够以小资金撬动大服务，推动慈善资源下沉，撬动社区资源为居民提供多样化、精细化的社区服务。从2014年成都市慈善总会推动建立成都市第一支社区慈善基金开始，全国多地大力推行社区（慈善）基金，目前社区（慈善）基金已遍及全国，广州、厦门、成都等多地已出台政策，在全市鼓励设立社区（慈善）基金。截至2023年12月，广州市共设立社区慈善基金1175个，筹款超1.02亿元。

第三类是慈善超市。作为社区资源流转载体的慈善超市，可以进行回收物资、开展慈善性质的零售活动、募集慈善资金、提供社会服务等活动。中国的慈善超市经历了从探索试点到全国推广的发展历程，承担了补充政府救助的功能。2003年，慈善超市在上海的实践拉开了社区慈善向有载体的方向发展的序幕。2004年，民政部印发《民政部关于在大中城市推广建立“慈善超市”的通知》，推广建立慈善超市。之后，各地积极推进以“慈善超市”“爱心家园”“扶贫超市”为具体形式的慈善超市建设。2011年，民政部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联合印发《民政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提出要创新公益慈善组织服务形式，依托社区构建以“慈善超市”和社会捐助接收站（点）为平台的慈善服务网络体系。2013年年底，民政部出台《关于加强和创新慈善超市建设的意见》，将慈善超市定义为“以社会公众自愿无偿捐助为基础、借助超级市场管理和运营模式，为困难群众提供物质帮扶和志愿服务的社会服务机构”，提出要坚持公益属性、社会化方向，因地制宜地发展慈善超市，提升慈善超市的自我发展能力，创新运营机制，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形成慈善超市自我驱动、可持续的发展模式。2017年，《上海市慈善超市创新发展三年规划(2017—2019年）》，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在慈善超市建设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慈善超市自我发展能力和社会服务功能，把慈善超市建设成布局合理、功能多样、充满活力、运行规范的慈善综合服务平台。2024年，广州市开始打造慈善超市示范点“善城暖屋”，融合捐赠物资发放、慈善义卖、慈善宣传、慈善体验等多种功能的慈善载体。20多年来，经过社会化经营模式创新、探索与实践，慈善超市已从传统的慈善物资发配等单一运营功能，转型升级并多元发展至数种运营模式共存的产业化状态。截至2023年年底，全国共有慈善超市3697个。

第四类是慈善帮扶站、社工站和社区社会组织等服务载体。慈善不仅涉及资源汇集与发放，更重要的是能实在地提供慈善服务。近年，各地设立社区慈善社工站、慈善帮扶站等不同名称的站点，以站点为核心整合社区各项资源，通过工作站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服务。尤其是2021年民政部推广“五社联动”机制后，各地注重挖掘社区慈善资源，积极整合“五社”要素。如广州市依托以社区为主阵地的“双百工程”社工站成立社区慈善（志愿服务）工作站。随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近年社区社会组织在社区慈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各类社区社会组织约270万家，开展慈善救助、生活服务、社区事务、纠纷调处、文体休闲等工作。

社区慈善的驱动模式各有不同，有社区需求内生型、外部资源驱动型、政府政策推动型和混合发展型等。

社区需求内生型社区慈善的核心动能来源于社区居民实际需求。其慈善活动通常由社区居民自发组织，志愿者们往往来自社区内部，从而构建起一个社区内的供给网络，不仅能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更能提供情感上的支持，进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推动社区的整体发展。然而，这种类型社区慈善在实践中往往发展缓慢，面临着许多挑战。一是缺少有组织地持续服务的能力。志愿者通常由社区居民组成，较为有限的专业能力和方法使其难以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也易受问题冲击而停滞服务。二是在动员社区内居民积极参与且形成日常机制上耗时较长。面对此类社区慈善的问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于2023年发起社区慈善实验项目，试图通过社会实验和行动研究，用专业的力量搭建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支持社区立足于实际需求，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发展的内生动力。

外部资源驱动型社区慈善包括企业供给及社会组织供给等方式。其中，企业供给型社区慈善的发展与企业的社会责任投入程度息息相关，企业自身的社会责任策略会对社区慈善发展产生较大影响，如有些企业强调自身员工参与社区慈善服务，有些企业看重参与社区慈善活动的品牌宣传，有些企业只在乎完成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中的要求，还有些企业愿意付出较多的精力与资源来关注参与社区慈善的成效与社会影响力，希望通过企业参与对社区议题或需求的解决产生实际的推动作用。社会组织供给式社区慈善是指社会组织根据自身使命目标、专业服务能力和相关实践经验等，在社区针对特定群体需求或问题提供钱款物资或服务支持。在此类型中，供给方可以是在社区内积累有一定基础和资源的社会组织，也可以是社区外的社会组织，通过资助社区社会组织或在社区内设立分支站点来提供服务。外部资源驱动型的社区慈善发展特点是能为社区慈善带来外部资源以及获得更多专业性服务的供给机会，但必须面对如何有效兼顾利益相关各方的需求，在社区内扎根并可持续性发展的问题。

政府政策推动型社区慈善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各级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社会保障和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制定的相关政策的推动。根据政策的要求与指标，由相关部门牵头，联动基层单位，通过项目设置、资源整合、协同开展与活动执行等一系列举措，针对社区的某一慈善需求与问题提供相应的措施与服务。这种社区慈善发展路径的特点在于行动快和覆盖面广，但也容易受到挑战，比如在项目可持续性、供给依赖性、服务质量和成效把控等方面。目前，我国社区慈善的发展多属于此种类型，尤其是以社区基金会和社区（慈善）基金为主要载体的社区慈善，对政府政策有着较强的依赖性。目前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中，三分之二在成立时由政府直接出资，三分之一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发起②。它们的初期运作资金也是由政府或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服务则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来实现。当然，由于不同基层领导的支持态度与重视程度不同，不同区域社区慈善的发展亦参差不齐，有快有慢。

混合发展型社区慈善是一种综合模式，它依据社区的发展基础，以社区需求为导向，充分利用政策引导、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等优势资源，形成社区慈善的综合发展。它强调根据社区的具体需求和资源禀赋，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民的力量，共同推动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种发展方式的核心在于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政府发挥着政策引导和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提供资金支持，为社区慈善项目提供基础保障。企业则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社会组织，利用其专业性和灵活性，为社区提供定制化的服务和解决方案。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反馈能够确保项目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近年，越来越多的社区慈善建设采用此种方式。如“五社联动·家园助力站—社区基金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合作项目”中，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组织负责项目设计和执行，企业负责捐赠并提供志愿服务，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和志愿服务，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社区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推动的“社区慈善实验项目”试点中，专家学者和各级政府、慈善组织、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区居委会等共同推进社会实验，探索社区慈善发展的有效方案。

社区慈善的实践表明，中国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在政府与行业组织等各方联动的实践中造就了“政策引导—行业撬动—社区行动”的社区慈善发展路径。它既是政府通过政策和资金支持、慈善行业积极响应以及社区落实慈善行动的过程，也体现了政府、慈善组织和社区等力量在社区慈善发展中的角色和关系。

第一，中国社区慈善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虽然社区慈善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机制，但其在中国的发展却明显有赖于政府的支持。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讲，社区慈善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服务满足社区居民需求，进而增强社会凝聚力，需要政社合作以协调资源；从实践来看，长久以来形成的中国慈善政社关系不同于西方，慈善活动的进行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与认同。目前发展较好的社区慈善也都得益于政府的支持。一方面，社区慈善的开展需要上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社区慈善的实践有赖于基层政府的协调统筹。如前所述，近年在社区中，公益慈善、社区治理和民生保障等措施相辅相成，共同指向居民需求的满足，社区层面的资源协调有助于更好地解决问题。

第二，行业性组织发挥了强有力的杠杆撬动作用。从目前已有实践来看，多个地方的慈善会在社区慈善发展中发挥了枢纽型组织的作用，形成了行业响应的地方模式。如广州慈善会在广州社区慈善建设初期通过提供配套资金吸引和撬动各区设立社区慈善基金，通过培训和交流引导基层人员探索社区慈善，总结出了“社区慈善基金＋社会工作＋志愿服务”的模式。成都市慈善会和成都市和谐社区发展促进会也在早期为社区慈善的发展搭建了社区资源共享平台，并配备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为区县及下设的社区、村进行社区慈善辅导。中国社会保障学会联合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进行的“社区慈善实验项目”主要发挥专家的撬动作用，属于专业引导模式。其特点是专家智库在推动完善社区慈善法律法规的同时，基于对社区慈善的深入研究和前沿实践把握，将行动研究、社会实验与政策倡导结合在一起，以“立足社区、服务社区、动员社区、提升社区”为基本方针，通过整体方案设计、专业团队跟踪陪伴，探索激发不同类型社区发展内生动力的社区慈善模式，目前已在全国14个各具特色的社区初现成效。中华慈善总会联动各地方慈善会推行的“幸福家园项目”是典型的平台型响应模式，其借助慈善会系统的组织优势和“公益宝”网站作为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优势，发挥公募慈善组织和数字公益平台的撬动作用，各地慈善会则结合自身特点在当地开展活动。以上行业性组织在社区慈善中的积极作为，不仅提供了专业化的服务，还带动了社区慈善的创新，并引领着中国社区慈善的发展方向。

第三，社区行动是社区慈善发展的关键。社区慈善的建设，是社区党委和居委会、各种社区慈善载体和社区居民等多个主体共同参与、联合行动的结果。具体而言，一是社区“两委”通过建立机制，统筹社区内外资源，包括人力、设施、空间和资金等，为社区慈善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和保障。如，成都市安公社区在社区党组织的引领下，统筹停车场、茶馆、图书馆、运动场等公共空间，通过建强党员线、健全自治线、发动志愿线、发展社团线、延伸服务线的“五线工作法”构建了慈善需求、慈善资源、慈善力量衔接的工作闭环，为社区慈善的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础。二是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在内的社区慈善载体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并吸引和动员社区居民参与。酒泉市官北沟社区以社区社会组织祯祥社为纽带，通过公益集市等形式募集资金并设立社区专项基金，链接社区内外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志愿者等多方资源，通过需求和资源摸底，开展“一起”系列活动，调动了社区居民和商户的参与积极性，组建了五支社区志愿服务队，共同助力社区发展。三是社区居民和商户、企业、机构等社区相关主体通过开展与生活息息相关的慈善活动，共同参与社区活动，关注社区实务，逐渐形成了社区慈善发展的内生动力。上海凌云街道梅陇三村居民志愿者队伍通过“发动一名主妇、带动一个家庭、辐射一个楼组”的方式，开展“可再生家庭废弃物回收利用”“家庭一平方米小菜园”“家庭微绿地”等活动，形成了由点到面的社区大联动。实践证明，社区相关主体联合行动，以社区之人办社区之事，可以产生更好的社区慈善与社区治理成效。

调研发现，在“政策引导—行业撬动—社区行动”路径主线的实践中，地方社区慈善的发展没有统一模式，而是依当地的文化生态和经济样貌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模式。如，广州社区慈善借助相对成熟的社工体系发展出“慈善＋社工＋志愿服务”的模式；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把社区慈善嵌入基层社区治理，区级层面的9家社区基金会组成了社区基金会发展网络，带动社区慈善发展；上海则是充分发挥城市优势，把慈善超市打造成了上海慈善事业的名片，同时将社区基金会建立在街道层面，立足辖区开展服务活动；武汉的社区慈善强调社区力量多方联动；酒泉的社区慈善则基于相对传统的社会文化和较为薄弱的经济基础，强调对居民基本需求的把握和服务，发挥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由此可见，只有融入社区实际，基于社区的不同需求和不同发展问题确定不同的慈善建设目标，进而选择不同的模式方案，社区慈善才能发展起来。这是因为，一方面，社区慈善的发展有赖于居民的认可和支持。社区是一个紧密联系的社会群体，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社区规范、社会网络和信任机制，社区慈善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了解和尊重当地的文化特点，在原有信任基础上与居民形成共识，获得支持和参与，为社区慈善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每个社区的居民需求和发展条件都不尽相同，社区慈善只有与地域特色和居民需求相契合，才能真正解决社区问题。深入了解社区的文化特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居民的价值观念、习俗和行为准则，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慈善活动，提供符合当地需求的服务。因此，社区慈善必须考虑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各地文化的独特性，社会文化是社区的核心元素之一，直接影响着社区居民的认知和行为。当社区慈善与社区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时，社区居民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社区慈善的目标和价值，愿意积极参与其中。

经过多年实践，中国社区慈善已由零星探索走向规模化发展，有对慈善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创新，也体现着与现代治理理念和方法的融合。但就目前的整体状况来看，还存在许多局限与瓶颈，需要继续推进并不断优化发展。

随着各界各地对社区慈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深入，我国社区慈善发展的问题和瓶颈也逐渐显现。

第一，认知偏差与路径依赖。目前人们对社区慈善的基本原理认识还不够清楚，包括前文所述之社区慈善的内在价值、方向目标和路径方法等。社区慈善应往何处去？基层普遍存在“慈善就是用物资救助困难群体”“慈善是有钱人做的事”等认识偏差，“重筹款轻服务”“重活动轻效能”的慈善活动也屡见不鲜。没有清晰的认知，便没有准确的行动，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慈善建设的难度。同时，多年来，中国的公益慈善一直扮演政府法定保障补充的角色，在有官方背景的慈善组织中，政府力量往往发挥着核心的领导作用，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化慈善推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无论是全国性慈善组织还是基层的社区活动，都主要是对政府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是基于行政驱动的慈善运作逻辑。尽管近年多元治理和现代慈善的理念与方法被广泛接受并运用，已有的发展路径和实践效果也充分展现了政府在推动社区慈善方面的重要影响，但在实践中，传统路径依赖下的许多涉业人员和居民在慈善参与意识、理念和方法上都呈现出明显的被动性，仍习惯于接受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行动和被动式服务，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仍然有限。

第二，社区资源分散，整合力度不够。社区承载着居民生产生活需求和各种美好期待，社区慈善是一种用社会机制联结多方发挥合力的共建行动，但目前联动的力度和效果都还很有限。一是尽管发展社区慈善已写进《慈善法》，但目前支持和引导社区慈善发展的政策体系还不够完善。从全国层面上看，国家部委的方向性制度设计还未出台；部分省市虽已出台促进社区慈善发展的政策文件，但实质性推动力度不够，对主管部门之外的力量调动不够。二是相关职能部门的合作机制还未健全。如社会工作部和民政部门在社区的合作，妇联、残联、团委、工会等群团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合作等，在社区呈现的还是“条线作战”，存在资源投放条线多但民生改善效果有限的普遍现象。三是市场的商业价值与慈善的社会价值还未找到平衡点。社区慈善的发展离不开社区中商业资源的盘活与市场方法的借鉴，但目前慈善资源和商业情怀还未在社区层面探索出成熟的结合方式。四是社区内资源整合的力度不够，因缺少政绩指标，社区“两委”创新性统筹资源的动力不足，而作为社区慈善服务“主心骨”的社区社会组织，因其“社会”身份的存在，在发展过程中既存在与基层政府对话困难的困境，也存在难以统合资源、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困境。

第三，动员乏力。目前社区慈善项目中基于真实需求驱动的少，且服务穿透力不足，动员效果有限。一是当前筹款频繁而服务滞后的不平衡在社区基金的设立和使用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尽管社区慈善基金的设立初衷是更有效地服务社区居民，解决社区实际问题，但实际上，社区基金未能及时或有效地转化为具体服务的问题也普遍存在。二是在已开展的服务项目中，以资源为驱动的居多，基于居民真实需求的较少，表层化的服务模式穿透力不足，动员居民、服务社区的初衷难以有效实现。具体而言，目前许多项目策划侧重于资源的利用，如资金、物资调配及志愿者动员，而对需求的深入评估与居民的直接参与关注不够，从而使得项目内容与居民实际需求联结不够紧密，居民的满意度与参与度不高，而且带来了资源的低效利用乃至浪费，不利于社区慈善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同时，居民参与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足使得慈善服务成为单向的、被动的接受过程，未能充分瞄准并激发社区居民的自我发展意愿与潜能，未能真正盘活社区内外资源，未能形成利于慈善发展的机制搭建与配合，难以激发社区居民内生动力，更难以提升居民的社区归属感。

内生动力是基于社区内部需求而生发成长的原生力量，是社区慈善需要撬动的深层动力，也是社区慈善发展的永动机。面向未来，我国社区慈善既要继续探索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认识社区慈善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明确中国社区慈善发展的目标和发展路径，也要直面已经出现的问题，完善支持社区慈善发展的政策与治理结构，守正创新，建立“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的长效发展机制，同时建立良好互动的基层政社关系，疏通激发社区慈善内生动力的支持网络。

第一，进一步明确和认识社区慈善对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价值。如前所述，发展社区慈善首先要认识到社区慈善对于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意义。社区慈善承载中国慈善文化基因，有助于家国文化传承，既是世界慈善版图中能够体现中国慈善特征、彰显中国社会发展质量和文明程度的慈善形态，也是中国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方向，能够有效提升居民的参与感和归属感，提升慈善公信力，形成慈善事业发展的雄厚社会基础；更能够增强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和灵活性，为国家治理提供稳定的根基，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奠定基础。因此，社区慈善是需要大力发展的慈善形态，需要一揽子的支持政策引导，如宽松友好的社区慈善创新发展政策，适合社区慈善特性的统计标准和指标体系等。

第二，遵循社区慈善的运行原理，立足社区、动员社区、服务社区、提升社区。社区慈善提升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团结的价值功能大于经济功能。立足社区，即要从社区的具体情况出发，基于社区实际需求和已有资源设计社区慈善方案；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由内而外，培育和激发社区内生动力。动员社区，即要通过发掘社区资源、培育社区能人、组建核心团队、联动社区相关主体，用社区之人、做社区之事、成社区之美，形成互助向善自发而为的社区联动机制。服务社区，即要立足社区居民需求，通过公益慈善活动和服务，急居民之所急，解居民之所困，通过社区慈善促进社区融合和发展。提升社区，即要通过立足社区、动员社区和服务社区，形成互助友爱的社区氛围，增强社区的归属感、凝聚力和行动力，提升社区品质，促进社区和谐和美发展。

第三，完善社区慈善支持体系，健全社区慈善可持续发展机制。推动社区慈善的有效长效发展，需要创造友好的政策环境和建立完善的发展机制。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应提供法律和制度保障，为社区慈善的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如大力培育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创造更宽松的发展环境，支持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模式，增强社会组织的自我造血能力等。另一方面，社区需要建立完善发展机制，推动社区慈善的长效发展：一是搭建社区慈善资源运转机制。源于民、用于民的社区慈善基金是社区慈善发展的“钱袋子”和“蓄水池”，有源头活水且可以有效使用、可循环又可持续的基金池是社区居民共建共享的底气和保障。二是建立健全服务提供机制。科学地识别大部分居民的需要，精准捕捉社区居民的迫切需求和服务洼地（尤其是居民的急难愁盼需求），全面了解社区人才资源和其他潜在资源，是社区项目设计和服务提供的起点；分门别类地对需求和资源进行摸底，有助于精准地提供服务，如“需求库”对社区急难愁盼性、普遍性和品质发展性等需求的分类，“资源库”对组织型、才艺型、资源型等能人的分类；动态、持续地评估社区居民需求，有助于及时调整更新项目以有效提供服务。三是建立社区慈善学习和人才培养机制。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社区工作者、公益慈善能人、志愿者等对社区慈善的认识和工作方法决定着社区慈善活动的有效性，开展系统化学习和培训有助于帮助其提升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建立完善的文化机制。公益慈善本质上是道德实践，以文化人，将文化活动与家风家教建设紧密结合，从思想维度滋养居民，释放社区居民内在的正能量，促进社区慈心善爱的传播。五是注重数字技术的辅助与应用，提升社区慈善的效能与便捷度。线上筹款平台可将社区“有需要”的信息推送至更多“有资源”的群体；社区在线议事平台可以让相关主体便捷地参与慈善项目讨论和决策，提高居民参与度和社区慈善透明度。此外，科技智能工具，如AI辅助决策系统，可以帮助社区慈善组织更高效地识别和解决社区需求，实现资源的精准投放。数字技术可以增加公益慈善的应用场景，改变人们的行善方式，革新社区慈善服务方法，将公益慈善元素植入居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行为与观念等多个方面，是社区慈善不可缺少的助力工具。六是建立社区慈善的褒奖机制、品牌建设和传播机制等，激发社区慈善的内生动力。

第四，建立良好的社区慈善沟通和协调机制，有效整合资源。社区慈善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资源协调平台，发展的关键在于资源链接和服务提供，善款的筹集可以通过社区基金或基金会实施，但善款的使用和社区慈善资源的调动必须通过大量致力于社区发展的枢纽型社区社会组织和服务型社区社会组织来实施。良好的政社关系需要基层政府和相关慈善组织相互沟通、协同发力。一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应该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定期举行联席会议或工作座谈会，共同商讨本社区慈善事业的发展，协调政策和资源，推动合作项目的开展。二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应加强信息共享，及时了解对方的工作进展、资源状况和需求状况，避免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三是政府和慈善组织应当共同努力提高组织能力，如政府通过政策引导、规划设计等方式，推动社区慈善与社区治理、社会保障的有机融合，为社区慈善提供支持和保障，促进慈善资源的聚集和有效利用，共同提升社区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