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功成开宗明义地表示，成功的事业需要成熟的理论指导，无理论共识则会陷入混乱、盲目之中，更遑论引导与促进事业发展。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凝聚理论共识，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稳健前行需要建立在四个维度的理论共识之上。首先，在道路选择上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坚定走中国特色道路，避免简单移植西方模式。因为中国社会制度是定型的，中华文化是有深厚积淀的，而慈善必须要适应中国制度与中华文化。“养老机构床位总量不足而空置率居高不下，恰恰说明偏离文化传统的实践注定失效。”他举例道。其次，要构建中国特色的慈善话语体系，我们不应排斥外来话语，但不能不顾水土不服，更不能扼杀本土丰富实践中呈现出来的慈善话语，如“社区慈善”、“互助互利互惠”等接地气的本土表述不适合欧美，却为中国人普遍接受，我们应当强化对本土慈善的丰富实践加以理论总结和提炼，并用以引导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发展。三是要树立发展慈善事业的信心。因为慈善是个好东西，国家与社会需要慈善，人心向善更需要有慈善载体，即使一时挫折也要积极应对，对慈善事业不应唱衰而要唱光明颂，事实也是如此，虽然基金会等发展步伐似乎慢了一些，但网络慈善、社区慈善却在大发展，这表明支撑我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基础日益厚实了。四是需要共同营造有利人心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氛围。理论学术界与传媒舆论界责任重大，应当重塑中国特色慈善意识形态。

针对当前存在的质疑声音，郑功成从历史维度进行了回应。在他看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互助传统，计划经济时代追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雷锋精神，还是现代社会的保障体系，都蕴含着丰富的慈善内涵。他强调，营造“个人责任与公共精神并重”的社会氛围，是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思想基础。

在功能定位上，郑功成提出了辩证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任何小看或者夸大慈善功能的认知和行为都是偏离实事求是精神的，慈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在财富分配领域，其调节作用虽有限但不可或缺；在公共服务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连接社会各界的“温暖纽带”；在社会治理领域中，慈善是公众参与的有益途径；在道德风尚形塑中，慈善更是滋养着人心向善、互助友爱。

“慈善可以缓解危难但不能化解危难，可以促进平等但无法维护平等，可以弘扬道德但无法禁止邪恶。”郑功成同时主张不要夸大慈善的功能，他以尤努斯的小额信贷实践为例强调，“我国脱贫攻坚所创造的人间奇迹，绝对不是小额信贷等类似公益与慈善能够完成的，这种大规模人口脱贫搬迁的社会变革，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系统性解决方案。”在他看来，慈善并非解决社会问题的万能钥匙，慈善组织应当准确定位自身角色，关键在于当好“社会保障的放大器”“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和“党和政府的好帮手”，与其他社会力量形成协同发力的良好局面。

基于中国国情，郑功成提出了慈善事业发展的三大优势路径：制度上依托公有制和全国一盘棋的体制优势；文化上发扬“由近及远”“利他利己互惠”的传统智慧；参与主体方面建构“社区慈善为基石、专业慈善机构为主体、个人求助等民间力量为补充”的多元协同“大慈善”格局，推动全民参与。

对于即将启动的“十五五”规划，郑功成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他呼吁制定首部国家层级慈善专项规划，并将其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清晰的指引。同时，完善税收优惠体系，深入研究遗产税、房产税等配套政策，为慈善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监管层面，推出精准治理机制，避免“一刀切”，倡导“森林与坏鸟”的精准治理观，维护慈善行业的健康生态。此外，积极推动科技赋能，借助数字化转型，高效连接慈善资源，提升慈善事业的运作效率。

郑功成特别强调，慈善事业要与2035年共同富裕目标同频共振，在保持理性的同时坚定发展信心。